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开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人民抗口的政治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为中国革命人士所向往，为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
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未改变，他们将陕甘宁边区看作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军队尚能同心戮力，奋勇抗战，予侵略日军以迎头痛击，人民群众广泛动员，积极支前，掀起了全民抗战的浪潮。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寇把军事主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其八路军，而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集团稍得喘息，即将精力集中到反共反人民方面。他们对边区采取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以消灭边区。1939 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围困和封锁抗日根据地，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掀起反共摩擦逆流。
1938年11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向陇东派员“严密监视”，诬蔑我抗日群众团体，企图制止抗日活动，解散抗日组织。他给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发出指示，对八路军派员赴该县进行民运工作提出种种限制，明确指出如违反，“县政府得制止或解散之”。邹介民对此忠实执行，迅速命令各区一起行动，先后解散了平泉、新城、中原、屯字等地的抗日后援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庆阳的赤城、彭原、蒲川等地群众抗日组织也被解散。国民党宁县县长取消各保救国会，不准人民成立“保后援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接到报告后立即给予嘉奖说“该县长所限制其活动范围，以免扩大赤化一节，颇有见地”。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甘肃省政府与西峰公署即在陇东密划“防共线”，即“以合水及庆阳之三、四两区划为第一线，以宁县镇原正宁及庆阳驿马关以南地区划为第二线，以泾川灵台划为第三线”。同时，为西峰公署制定“应付原则八项”、“党政军工作推进原则十二项”等。1939年3月10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施奎龄给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一道呈文：“本厅认为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即卸责于本府，本府诿之于三区专署，由三区专员会同地方驻军协同保安队予以抵抗，迨事态扩大，则申请中央制止。似此办理，胜则可驱逐其势力出于陇东，败则有中央出头制止，且有词可假，其结果必不令甘肃省退出陇东而将八路军调开陇东，共产党必当俯首听命，如不服从，则中央即有词依据制裁”。朱绍良当即同意，并根据西峰专员钟竟成的谋划，于3月13日打电报报告蒋介石、孔祥熙。5月2日又密电蒋、孔，报告其所授西峰专员应付八路军三项方针：新编第二军入驻陇东，限制八路军活动，处监视地位；轻微纠纷，以保安队力量解决，必要时军队协助；一切纠纷应视为地方事件，以地方力量妥谋解决。蒋介石复电“所授第三区专员应付八路军机宜甚妥，仍希饬体会力行”，孔祥熙亦复电“缜密周详，至足佩慰，即希督饬所属妥为应付”。甘肃省政府还赋予西峰专员四种特权，即拟具体办法，督促实行，全权处理；自行调动配备区属各县保安团队；奖惩甚至任免人员等。
在党政运作的同时，国民党正规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也开进了陇东，其一六五师师部进占了西峰镇，所属各团分驻镇原太平镇、屯字镇，宁县焦村，合水板桥等处。1938年12月，一六五师一个团突然开进庆阳县白马铺和赤城一带，围攻八路军驻军七七0团。1939年初，该师又增兵一团，对三八五旅步步进逼。对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曾于1939年2月21日致电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和一六五师师长王治歧，“要求一六五师迅速退回原防，恢复友好关系，以免酿成重大纠纷”，同时致电蒋介石。蒋介石虽复电谓“已饬王治歧一六五师退回原防整训”，但该师并未撤退。1937年7月，九十七师接替一六五师驻进陇东后，其进攻势头更比一六五师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顽固派有组织有预谋的挑衅进攻面前，中央陇东党政组织和八路军留守部队为维护统一战线，一再进行说理斗争。但顽固分子视之为软弱，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终于酿成了两次大规模的摩擦事件。
二、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
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武装摩擦的重要地区之一，陇东地区一直是反摩擦斗争的前哨阵地,面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军事挑衅,从1938 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对我边区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他们派兵大举人侵，夺地掠城；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阻扰我军募兵征粮；并先后在我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次陇东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分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两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地挑起的。
镇原方面：
1939年1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接近八路军者是汉奸”，诬蔑八路军，威吓群众，不让群众给八路军卖粮。4月8日，国民党三区专署派遣保安队一中队在屯字镇、南三镇绑走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7名，缴去枪7支，我方当即向三区专署质询，并电告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在无结果的情况下，三八五旅派人将国民党太平镇区署人员9名和南三镇义勇警察队队长以及马渠镇十二保保长等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安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捕押我方人员，于是形势更趋紧张。18日，朱绍良密电驻西峰镇的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派兵前往镇原“驻防”。该师随即派兵会同保安队900余人，向我七七O团三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包围了镇原县城。县长邹介民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纪三带领县政府大小官员秘密出城，去屯字镇坐镇指挥。驻扎在城内的保安队为使围城部队混入城内，以“打野外”为名出城。当时镇原城内仅有七七O团一个营的兵力。在识破这一阴谋后，为免遭暗算，随即关闭城门，严密防守，力图以谈判来解决争端。不料敌方继续调兵，围城者达3个团之多。25日，留守城内的敌方保安队20余人伙同常备队60余人，响应城外进攻，实行夹击，企图消灭我七七O团三营，我军不得已进行反 击，将其大部俘虏，缴获长短枪42支，镇原事件正式爆发。这时钟竟成、邹介民置我方抗议于不顾，不断发动进攻，一六五师及平凉驻军九十七师亦继续增兵镇原，形势异常严重。为应付顽固派的进攻，八路军驻军一面严守县城，一面分兵开抵屯字镇、马渠镇阻击顽固派援军，并攻陷马渠义警队据点，以示惩戒。
宁县方面：
1937年10月17日，毛泽东、肖劲光（八路军留守处主任）发布命令，指出包括宁县在内的陕甘宁20余县经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批准，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域，毛泽东电令高岗、王宏坤、陈伯均等：“倾接西安办事处转来南京军政部电，划定延川、保安、安塞、定边、安定、靖边、延长、肤施、甘泉、鄜县、栒邑、淳化、葭县、清涧、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盐池、吴堡、绥德等二十余县为第八路军各师募补区域。望通知各该县驻防友军及行政机关知照为要。”并将这一精神通知划入八路军募补区的各县行政机关和驻防友军。据此，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团一营约500名官兵，在营长卜万科、教导员陈生续带领下，奉命开抵宁县城驻防，却遭到国民党宁县当局的无理阻挠，先是拒绝一营进城，进城后又处处刁难，既不予解决营房、军粮问题，更不谈防务事宜。几经交涉，方划定防区。一营驻县城东、南区域；国民党宁县保安大队驻西、北城区，3座城门不以防区为限，双方各派岗哨查防，一开始就关系紧张，加之敌方在县长方镇五的策划下不断制造事端，很快形成一触即发之势。三八五旅为了避免冲突，维护大局，调七七0团一营赴庆阳县白马铺，另调警七团一营接防。营长汪祖美，教导员叶长青，防区未变。警七团一营接防后遵照统一战线原则，为和宁县保安大队共同搞好防务，做了许多积极工作。但国民党宁县当局始终坚持其敌视态度，经常制造谣言和纠纷，毁伤八路军的声誉，限制和刁难八路军活动，并与县城北五里铺胡宗南部驻军多次密谋策划，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宁县。1938年1月，方镇五上书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报告其在宁县限制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取消各保抗日救国会，阻挠群众成立抗日后援会等情况，受到甘肃省政府的赞赏，方镇五的顽固行为得到上司的首肯，更加肆无忌惮，视八路军为维护统一战线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为软弱行为，变本加厉、不断升级地制造摩擦。
一是限制八路军采买，实行经济困扰。七七0团驻宁县期间，国民党就借口停发了粮饷，致使指战员经常吃不饱。警七团一营接防后，这种局面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困难较前更大。为了解决食粮不足问题，一营决定到区乡直接向农民购买，但买粮需持县政府的批条，否则群众有粮不敢卖给。由于得不到批条，所买粮食十分有限。一营又号召各连开荒种地或租群众熟地耕种，又被顽固分子诬为“掠田自耕”，“强拉老百姓耕牛，强占老百姓熟地”,县长方镇五公开散布“陇东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的邪说，威胁农民“借地给八路军，就要枪决”。4月22日，一营指战员到城外九龙川开荒，方镇武带人追去阻挡，双方口角冲犯，几乎当场动武。二是干涉防务。警七团一营营部及一连驻普照寺，二连驻东门内，三连驻南门内。平时门哨双方各派1人，但保安队为干涉八路军防务，随意增岗加哨,出入城门的行人，八路军认为可疑的，保安队坚决放行，而八路军放行的，保安队却扣住不放,双方每天为此争吵不休，甚至刀枪相向。三是破坏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八路军驻防宁县后，积极配合中共陇东特委民运工作人员，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后援会、农会、妇救会，开展抗敌救国活动。对此，宁县当局深感不安，派出大批便衣人员同西峰公署派来的“黄衣队”，打着“改组”、“整顿”的幌子进行捣乱，对不顺从的就乱抓乱捕，胁迫群众退出。四是阻挠八路军征募新兵。陇东的庆阳、宁县、正宁、合水、环县五县是国民党军政部划给八路军的“募补区”，明确以“募补新兵为限”，但国民党宁县县政府却接连召开保甲会议，安排阻挠征兵事宜，撕扯八路军张贴的布告，在群众中严查共产党员，诬蔑八路军是土匪，不让群众应征。“嘬使地主豪绅向群众算老帐”，“企图以反征兵团结民众，进攻边区”。凡此种种，形成尖锐对立。
1939年4月，国民党三区公署专员钟竟成一面指示方镇五严密监视八路军动向，一面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先调国民党一六五师九八六团陈宗谟营3个骑兵连自焦村移至宁县城附近，分驻庙坪、五里铺及春荣，后调合水县保安大队李鸿轩部进驻南义，同时又以“集训”名义调大批壮丁进城，加强了保安力量。此举引起了一营注意，遂于4月23日晚将保安队东门哨兵驱逐，控制了东山高地。方镇五自恃已对八路军形成包围之势，决定于4月29日晚行动，组织城内保安队进行突然袭击，与城外驻军内应外合，一举消灭八路军。在方镇五秘密部署时，其通讯员和保安三中队中的地下党员权镛鼎等，及时将方镇五的密谋报送给一营，又有西门保安队一哨兵对八路军哨兵表示说，“假如晚上打起来，自己决不会开枪”，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斗不可避免。营长汪祖美立即在二连驻地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国民党政府一再寻衅闹事，挑起事端，此次又加大赌注，必欲置八路军于死地而后快，不予打击则不能灭其嚣张气焰。指示各连作好战斗准备，给敌人以严厉打击，挫败其阴谋。
4月29日12时许，宁县保安队向警七团一营巡逻哨兵开枪，打死1人，接着，方镇五自率保安队及壮丁队共700多人向一营展开全面进攻，开枪打死八路军战士8人，击伤排长李玉等13人，抢去长、短枪6支。一营奋起反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将国民党保安大队及壮丁队击溃，毙、伤、俘400多人，缴枪400多支及部分军用物资，方镇五等逃上辑宁楼困守，随后八路军即停止行动，提出条件与之交涉，然面方镇五在“壮丁秩序混乱，不堪运用，枪弹毫无，食粮不便”的情况下，仍拒不答应谈判，仍声言“不消灭汪营，誓不甘休”，“勉励部属，誓与该楼共存亡”。钟竟成闻报，“派三区保安谭副司令率保安队一中队前往增援”，预伏在城外的国民党一六五师骑兵连几次出动攻城，均被一营击退，县城遂被一营完全控制。
国民党在攻城不得，解围无方的情况下，遂同意八路军商谈解决的建议。5月1日，一六五师政治部派诚锦会同先期抵宁县的九八六团营长陈宗谟、三区保安大队谭副司令与八路军谈判。5月2日，八路军营长汪祖美与一六五师诚锦商谈，达成“双方均应停止军事行动，是非曲直听候双方上峰派员解决” 的协议，八路军并答应恢复方镇五自由，确保其安全，“允许县府各级人员均自由出入办公”，允许其自由购置食品饮料。但因围城部队迟迟不撤，致使协议终未生效。
镇、宁事变发生后，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5月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董必武等，说明了事件真相，周恩来指示就摩擦事件的解决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交涉。肖劲光也分别致电蒋介石、朱绍良（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提议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国民党方面却迟迟不表态，经再三敦促，蒋、朱方同意谈判。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参议会议员王观澜，国民党甘肃省派少将参议谭季纯为代表，相继抵达陇东。5月7日，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约会谭季纯和一六五师参谋长任同堂等在驿马关初谈，约定双方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撤围启城。但顽固坚持先恢复原状再撤军态度，使撤围启城协议迟迟得不到实施，直至6月29日才达成《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这次谈判边区方参加者有王观澜、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和七七0团团长张才千，国民党方面有谭季纯、一六五师政治部主任任冠军、庆阳县县长王致去和李志栋四人。议定双方撤退援兵，县长行使职权，恢复4月23日前原状，并由一营担任城东墙警戒等。7月1日，所议各项在双方代表监督之下得到落实。至此，这次事件暂告结束。17日，周恩来在上海得悉镇、宁事件初步解决的消息后，致电朱绍良、施奎龄，望其“鼎力维护协议，以利团结”。
二、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
“镇、宁事件”初步解决不久，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与副旅长耿飙向国民党西峰专署提出《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意见》，要求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扶助民众组织，一六五师撤回原防等。但钟竟成等置之不理，且与甘肃省政府策划新的阴谋，在镇原、宁县、合水、庆阳等县建立政治防线，举办特种教育，制定了《加强陇东各县外围组织计划纲要》，督饬各县加紧民众团体、保甲及武装力量的组织与训练。同时，国民党中统局在甘肃成立了“中统局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以“中国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党务通讯处”名义为掩护，活动于陇东13个县，专门搜集边区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在具体行动上，西峰公署在镇宁事件后，即把加强保安队力量作为主要对策之一，在庆阳、镇原增编保安队各一中队，在合水、正宁各增编两中队，还新编了公署迫击炮分队。诚如钟竟成所说：“自第一次事变初步解决后，我方积极调整内部，各项准备逐渐完成，各种策划逐步实施，工作力量日益加强，工作进展日益迅速，尤其地方武力及民运特工数事，更为显著”。1939年11月27日，中共干部杨生茂、赵崇德等在中原镇训练自卫军，该镇义警队长李发荣带领10余名义警围上来，开枪射击，并宣称他们是“打土匪”。11月中旬，镇原平泉、中原、新城镇300多名群众在景启华、王天林、陈三新、徐万恩带领下，到县政府请愿，要求给群众以抗日救国的自由，允许成立农会、自卫队等。孙宗濂（镇原县县长）玩弄手段，当面答应，群众刚一撤离，他就指示保安队出动，将王天林、陈三新、徐万恩、康希业四人抓去，押送西峰公署严讯后活埋。西峰公署在把主要力量用来经营镇原的同时，对其他各县也开展相应的活动。指示合水、庆阳两县县长恢复“国民军训”，派公署两个保安分队开驻合水何家畔。宁县县长方镇五伤还未好就整顿充实训练保安队，扩充训练保安队，加固城内各据点工事，派3个保安中队分据文庙、县府、辑宁楼、北城等要地，并指示保安队在北城根偷挖地道，埋设地雷，直通警七团三营营部。此时，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师接替一六五师开进陇东，其二九一旅旅部驻西峰镇，所属五七八团、五八一团和五八二团分驻镇原城关、太平镇，宁县城关、焦村，庆阳西峰、温泉等地。
1939年12月，国民党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周围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分子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第二次陇东事件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且范围扩大到陇东各县。
宁县方面：
第一次摩擦事件初步解决之后，八路军为与国民党军政当局改善、协调人事关系，于1939年10月中旬，将驻宁县县城的警七团一营移至西华池（属合水县），由该团三营接防宁县县城，营长为罗得胜，教导员为江洪海。与此相反，宁县县长方镇五却按照钟竟成的旨意，扩充训练保安队，加固城内各据点工事，派3个保安中队分据文庙、县府、辑宁楼、北城等要地，并指示保安队在北城根偷挖地道，埋设地雷，直通警七团三营营部，为再次制造事端加紧准备。这时，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师接替一六五师驻陇东，其五七八团一部驻宁县焦村、城关等处。1939年12月10日晚，方镇五经过长期准备，密谋策划，并在预先与九十七师五七八团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指挥城内保安队、壮丁队向三营发起突然袭击。八路军急起应变，分三路组织反击，发生激战。当晚，三区专员钟竟成急调保安队3个中队和军士队1个分队驰援宁县，九十七师赵旅也派兵从赤城向宁县开进，企图夹击八路军于宁县县城。11日，八路军经与保安队反复较量，击溃其一个分队，一度攻进文庙，冲进县府大堂。辑宁楼在八路军围攻之下，亦“数度频危”。方镇五恐怕重演上次困据辑宁楼的悲剧，急忙“持枪督战”，保安队队长庞明胜一手持枪，一手挥刀，率队“猛冲数次未果”。城北，保安队凭借碉堡工事疯狂对抗，“耗手榴弹八百余颗”。八路军为避免伤亡，退出县府、文庙等处。11日下午4时至8时，九十七师齐团及三区公署保安队、军士队先后到达宁县城下。晚上10时，军士队由北城地道进城，齐团之一连随后潜进，城内外国民党军队增至数千人。同日下午3时许，八路军警七团团长袁渊闻讯，派驻西华池的该团一营赴援；晚8时，二营亦派两个连开往宁县。12日晨，在城外南山、河西坡等处国民党正规军猛烈炮火的配合下，城内保安队、军士队再次向三营发起猛攻，并有国民党飞机临宁县上空侦察助威。三营在内外夹击下，坚持顽强抵抗到下午2时，从东城门撤出县城，退守东山高地待援。城内铁匠权镛鼎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赴湘乐上齐给新宁县委送信，转报关中分区增援。宁县寨沟子地下党组织帮助七七0团一个班绕过国民党军拦截，给三营送来17箱子弹。13日袁渊率援军与三营会合，反攻县城未克。当日晚，九十七师二八九旅两个连绕道南义，抄袭八路军东山部队后路，被击退。14日晨，九十七师炮兵营从河西坡向八路军阵地猛攻，掩护保安队冲击。15日下午，五里铺九十七师又配合保安队连番进攻八路军东山阵地，均被击退。八路军坚持到天黑，借夜色掩护退出东山阵地，转移到春荣、湘乐一带。16日，警七团三营因营长罗得胜负伤，奉命撤回西华池休整，一营暂驻春荣、湘乐。24日，刘永培带领关中分区地方武装至宁县，攻城未克，撤出南山，于次日攻占了早胜、良平。30日到春荣与一营会合。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一六五师从长武向陇东开来，增援宁县。在国民党重兵压迫下，八路军部队于1940年1月撤出宁县县城及附近地区。
合水方面：
1939年12月12日，合水县也爆发了类似事件。国民党合水县长翟大勋率保安队150余人，袭击我城内驻军警七团特务连。在我军狠狠打击下，顽军大部缴械，翟大勋也被俘虏，国民党在合水的势力被“礼送”出境，合水即告解放。
庆阳方面：
宁县事件发生时，钟竟成伙同国民党庆阳县县长王致云企图将事件扩大到庆阳。为避免顽固分子的捣乱和袭击，三八五旅于12月13日接管了国民党在庆阳县城的办事处，并且捣毁其三区(庆城)、四区(三十里铺)区署，其办事处主任辛怀廉与联保主任、保甲长悉被拘捕，驱除了国民党在庆阳三、四区的势力，解放了庆阳县城。
镇原方面
镇原是这次事件最为剧烈的县之一。在宁县事件发生前，“钟专员拟将宁县攻下后，即令驻镇原保安队消灭该县八路军”。故加派公署保安队李凤歧中队开往平泉镇，杨守田中队开往屯字镇，杨兰亭中队开往马渠镇，刘兆禄中队开往孟坝镇。12月14日晨，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电告钟竟成：“拟派段泽民率加强步兵一营推进平泉镇，监视对方驻镇原部队。如该部主力转移，即相机联合镇原保安队收复县城。希秘密准备，并与段部联络”。钟竟成接电后，密令镇原县长孙宗濂：“将镇原境内各乡镇保安队、义警队重行配备，皆归本部参谋李桂舫指挥，除孟坝、马渠、开边三镇义警均就原地严密防守，并留保安一分队驻守马渠镇外，其余一律向县城集中。南山各镇先在屯字镇集合，北山先在太平镇集中集合，均限当日晚间到达，立即完成一切必要准备”。12月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县长指挥保安大队400余人，突然向我新驻进县城的三八五旅七七O团二营发动袭击。二营指挥员沉着应战，很快控制了西城门，消灭了大量顽军，其守军全部缴械。15日，国民党九十七师步兵营和炮兵连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全部进城围攻，二营退守玉皇山。因力量悬殊，二营和县委工作人员于16日晚突围出城，后击溃国民党政府军一个连，驻孟坝镇，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占领。随后钟竟成派中统特务吉清源带中共叛徒2人，率“动员工作队员”来镇原南三镇策反，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长赖辉煌、新城区委书记陈贵起等40余人叛变，使镇原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顽军占领。
环县方面：
1939年除夕夜，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队长、土匪头子赵思忠(赵老五)，率部150余人并迫使壮丁数百名侵入我洪德区，抢占该区3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赵匪在奔袭环城途经洪德河连湾时，抓去小学教员王佑，逼其投降反共。王佑死不投降，坚贞不屈，敌便用刺刀戳穿其双手，用绳子拴住拖在马后狂奔，直至拖得肢离骨碎。之后，赵匪窜至环县欲袭击抗日民主政府，被我保安队及警卫队迎头痛击，毙7人，赵本人受伤逃窜。赵匪败退后，乱窜于洪德、毛井、虎洞、耿湾等区乡之间，肆无忌惮地残杀我干部和群众，肆虐达一月之久，环县人民恨之入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策反，1940年元月，耿湾、车道、洪德、虎洞、环城等5区自卫军相继叛变，先后有5个区、21个乡政府遭破坏，区乡级干部47人被杀害，20余人被抓走，4所学校被捣毁，5处合作社被抢劫，抢去公粮130余石，牛、驴150余头，羊万余只，造成惨重损失。这就是“环县事变”。
为巩固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我警备二团、独立五营奉命先后出动进剿赵匪，环县、华池动员2000名群众配合作战。2月16日开始进攻，20日攻克保牛堡，27日解放甜水堡。国民党环县县长逃往中卫，赵匪带百余人钻至二地窨子。至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捣毁，赵老五率匪徒12人逃脱(后窜到宁夏下马关一个山洞，病饿而死)，其余尽皆毙伤俘获。与此同时，我警二团击溃了暗藏于车道区的反革命分子张廷杰煽动哗变的一伙匪徒，受张廷杰蒙蔽的大部分自卫军反戈相向，只有少数惯匪随张廷杰西窜固原。这样，经过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我宁县、镇原县城，我亦解放了庆阳、合水县城。至1940年2月，庆阳、合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朱开铨、高朗亭分别任县长。3月，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渠镇成立，冯治国任县长。
三、陇东摩擦事件影响
第二次摩擦事件刚一开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亦致电朱绍良，让其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解决问题。朱德、彭德怀等将领亦通电全国，痛切陈词，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全国各界的谴责，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要求下，国民党当局逼迫同意谈判，边区政府派谢觉哉为代表，国民党甘肃省派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为代表，于1940年初先后到达陇东。由于国民党代表事先领了朱绍良旨意，意在释放被俘人员，“谈判不成，决取武力制裁”，再三阻挠谈判进程，正式谈判十余日，仅达成一项互释被俘人员，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两次陇东摩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的，其目的就是妄图驱逐我共产党和八路军出陇东，占领我陇东根据地，实现其独裁统治。在这两次陇东摩擦事件中，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谢觉哉和肖劲光等倾注了大量心血，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1940年1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高级将领为陇东一系列摩擦事件通电全国，痛切陈词，呼吁其停止摩擦，互派代表谈判，和平解决争端。2月12日，我八路军留守处谢觉哉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所派的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在西峰谈判，最后商定了临时解决办法，即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维持现状，释放被捕人员等。虽然这次谈判未从根本亡解决问题，但基本上缓和了陇东局势。
在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其原则立场，对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的顽固派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定方针，此后，经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据理力争，并向全国发表《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通电，揭露国民党“挑拨事端，制造摩擦”的行径，质问其“夺宁县，占镇原”用心何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迫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收敛了反共活动，使国民党顽固派以失败而告终。
四、反摩擦斗争中我党运用的策略
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八路军和边区各级党组坚持“三有”原则，针锋相对进行反摩擦斗争。
在激烈的反摩擦斗争中，党内外也有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反摩擦斗争中我党运用的策略：
1、依靠正确的斗争策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口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一切关键都应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的反磨擦斗争，同样要服从于这个大前提，也就是说，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又要尽力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这就有必要讲究反磨擦斗争的策略。我们党就是在反磨擦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全正确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策略。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正是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方针、策略，才赢得了反磨擦斗争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2、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靠政治斗争。我们在边区的军事力量，比国民党顽固派小得多，并处于被其四面包围之中。为了掌握反磨擦斗争的主动权，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就应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们必须采取两手对策，一方面要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顽固派无机可乘；另一方面还要抓住时机大造革命舆论，对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时，甚至要以政治斗争手段为主取胜对方。例如，在陇东、关中分区，顽固派在边沿一带集结重兵，这里的反磨擦斗争更为尖锐复杂，我党在边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国内外发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到了国内外舆论对我们的支待，终于迫使顽固派未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除此之外，我党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就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无形中加强了我党的力量。
3、依靠群众，打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战争，赢得战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没有边区保安部队同留守兵团部队的并肩作战，没有边区广大民兵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那是不可思议的。边区的人民群众对保卫边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有着极大的热忱，边区各级政府十分支持和爱护群众的这种热忱，及时地组织了各种民众斗争团体，在县级建立了自卫大队，在区、乡建有自卫队(军)。这些民众武装力量能有效地做到村白为战、区白为战。在边区各地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连少年儿童也组织了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保卫边区的民众大军。
4、顽固派搞经济封锁，我们就靠自力更生。反磨擦斗争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中也包括经济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被我揭露，在军事上又吃不掉我们，便想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民以食为天”, “军无粮草不行”，没吃没穿，什么事也干不成。党中央、毛主席早看到了这一点，发出了“艰苦奋斗，白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大生产运动就更蓬勃发展起来。1942年11 月29 日，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招待边区出席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三五九旅屯垦的南泥湾、三八五旅七七0团屯垦大凤川、抗大七分校屯垦豹子川，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象征。1943 年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 万石，整个边区面貌为之一新，军民丰衣足食，为争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和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殷实的物质基础。毛主席在1939 年10 月4 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都是依靠了这三个法宝，抗日战争中的反磨擦斗争当然也不例外。
陇东摩擦事件使人民真正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反共的真面目，对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边区政府更加热爱和信赖，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此文章收录于 2014年 《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