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就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中央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对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数次变更问题，梅少伟、杨晓琳在2006年6月下半月版《环球军事》上发表《红军长征落脚点的七次变更》[ 梅少伟、杨晓琳：《红军长征落脚点的七次变更》，《环球军事》，2006年6月下半月版。]、罗军生在2006年第15期《党史文苑》上发表《中央红军八次选择长征落脚点》[ 罗军生：《中央红军八次选择长征落脚点》，《党史文苑》，2006年第15期。]、赵占豪在2010年第2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考辨》[ 赵占豪：《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考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一、究竟什么报纸是党中央确定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决策依据？
党中央最终确定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决策依据，好多资料都说是一张报纸（即《大公报》）定方向、一张报纸定乾坤、一张报纸决定红军命运。这个充满偶然性和传奇性的故事，由于在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中说法不一，以致今日尚有不少争论。
究竟什么报纸是党中央确定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决策依据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大公报》说。此说来源于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
《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张闻天同志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写作日期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同年同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写道:“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8月出版。]然后,张闻天较为详细地摘引了1935年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大公报》上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9期。]
红军老战士刘英（张闻天夫人）回忆：“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得到不少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翻阅这些报纸，得知陕北有苏区根据地、省红军、省游击队的消息。……长征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到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的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坚持北上向东，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根据地，很自然，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张闻天9月22日在前委机关报《前进报》上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作了分析，从而提出：同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建立新苏区。9月28日，在通渭的梭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93年3月29日《新闻出版报》）。”[ 王鹏：《<大公报>使红军确定长征终点》，《世纪》，2003年第5期。]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给周恩来当卫生员的陈诗林找的报纸。据1996年陈诗林回忆：“ 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对邓大姐说：‘我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陈诗林小老俵，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听了立即走出四合院，一上街就碰上了汀州红军卫生军校的同学欧阳懿、陈志芳、谢登鸿。”“我们四人吃完饭，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报纸上有关内容大致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西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进入陕北匪区。’我把这几张报纸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拿来的报纸有关系。（19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 云立新：《哈达铺报纸是怎么来的?一个微小的细节决定了一次伟大的抉择”》，《南方周末》， 1996年10月4日第一版。]
据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同志回忆：“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他还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党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199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第十版）”[ 铁血军事网—铁血历史论坛—中国历史:《谁将中央红军带到了陕北？》 http://bbs.tiexue.net/post2_8306705_1.html]张闻天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读报笔记》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红军在哈达铺留下的唯一的原始文献，而张的笔记中唯一提到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因此《大公报》说支持的学者众多。
至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见到的具体是《大公报》的哪一天报纸，也有不同的说法，有7、8月份报纸之说，有9月13日之说，也有9月15日之说。哈达铺长征纪念馆在详细介绍红军长征全过程之余，更用一整面展板陈列了大公报于1935年8月至9月期间出版的介绍陕北形势的头版报道；在毛泽东故居的炕上，一张大公报和一个放大镜还原了当年的场景。[ 大公网—大公资讯—中国时政——大公中国——贾磊、宋成：《“一张报纸定乾坤”<大公报>重返哈达铺续谱红色传奇》，2014年8月25日，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tkchina/2014-08/2692248.html]2014年8月9日，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香港《大公报》联合举办的“范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甘肃行”采访活动的采访团由《大公报》中国新闻部主任赵汝庆带队到达宕昌，为哈达铺纪念馆捐赠了载有当年决定中国工农红军挥师北上信息的（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大公报》原件。[ 陇南都市网—陇南热点资讯—《“中国最有价值的一张报纸”<大公报>原件重回哈达铺》，http://www.longnan.ccoo.cn/news/local/3089297.html]2011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诞辰。为此，《大公报》社专门出版了一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真实记录《大公报》百年历程的纪念画册。该画册第45页上，印着《大公报》1935年9月15日的新闻版照片，旁边注有这样一段文字：1935年9月15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陕北军事战况新闻。时值工农红军长征抵甘肃哈达铺,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报道后，决定到陕北去，并于日后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红军根据《大公报》一则消息而作出的这一战略性决定,改写了中国历史。[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9期。]对此问题，尹韵公在2002年第9期《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的《<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一文，从哈达铺的地理位置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于1935年9月18日至22日之间抵达哈达铺的中央红军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看到当年9月15日出版即出版5天后的《大公报》，提出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见到的不是1935年9月15日的一则报道,而是在这一个半月以前的多则报道。[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9期。]
二是《山西日报》说。此说来源于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
《聂荣臻回忆录》第290页写道:“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说到《山西日报》,这里面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还在9月17日攻下腊子口时,毛泽东亲自召见了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我军著名战将,抗美援朝时担任38军军长, 1955年授衔中将,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前往哈达铺执行侦察敌情任务时,注意给他找些“精神食粮”,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都要。[ 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1月出版;吴东峰:《东野名将》,成都出版社, 1995年10月出版。]第二天,梁兴初率队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哈达铺,受到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少校副官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许多东西,刚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也来拜会梁兴初等人。梁兴初带领侦察连,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哈达铺,他们赶紧翻阅从那位被俘副官的驮子上查获的报纸,发现有一张报纸登载了陕北红军的消息,并附有“匪区地略图”。他们马上将报纸送给尚在前往哈达铺途中的军团首长。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信员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也是喜出望外。[ 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1月出版。]
而当时在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当指导员的曹德连的回忆则是：1935年9月，他和一个通讯员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的样子，来到哈达铺。国民党驻岷县的鲁大昌师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省城回来，带着几个骆驼驮子，住在邮局。曹德连带一部分人到邮局，从驮子上找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条是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报上还有陕北根据地的略图。找到报纸以后，曹德连立即派人把报纸送给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于是聂荣臻把收集到的报纸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徐、刘会合的消息，和军团长议论开了，并满面笑容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甘肃党史资料》第一辑）。[ 红潮网—红史—红潮人物:《曹德连将军，一张报纸改变了中国命运》http://www.823u.com/html/65-39/39443.htm]曹德连的回忆，与梁兴初的正好互相佐证。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富春传》,亦支持《山西日报》说，该书写道:“在哈达铺,一纵队找到一张《山西日报》,上面登着国民党阎锡山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这样,中央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曾经参加了长征全过程,他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要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子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4月出版。]这里提到的“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正是聂荣臻送给毛泽东的那张《山西日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尚未进入哈达铺之前就看到并研究了这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这就证明《山西日报》是第一个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供正确信息的报纸。
三是《晋阳日报》说。最早的发现者是“四老”之一谢觉哉。
到了哈达铺后，谢觉哉“拿着一份《晋阳日报》去厕所。发现报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就连忙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找到了彭德怀。彭德怀看后非常高兴，拿着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彭（德怀）从毛泽东处回来，兴奋地对叶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其他领导已决定，到陕北去和刘志丹会合。’”[ 赵亚辉：《改变红军命运的那张报纸》，《松江报》，2009年6月15日，第12版。]
红军从腊子口出发，翻过大剌山(岷山)，经悬窝、鹿元里，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报。原来红军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七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谢觉哉同志回忆说：“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了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四是泛指国民党报纸说。此说来源于多种权威著作和权威人士回忆录。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出版。]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写道:“常委会开过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得到了一批报纸。这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王朝柱著《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写道:“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又从不同的渠道收集到了一批报纸,其中尤其是《大公报》较为详细地登载了有关陕北红军的情况。”[ 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1月出版。]《黄克诚自述》中写道:“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出版。]
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是这样写的:“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子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发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陈力在《老帅在长征中》说：叶剑英看到部队缴获来的国民党报纸，上有刘志丹的消息，叶剑英把报纸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报纸给毛泽东。彭德怀回来后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中央已经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1976年回到哈达铺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主席一到哈达铺，没有进屋，而到对面的邮政代办所翻报纸，边翻边把报纸放到一边。我记得那些报纸有些是《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和《西安报》等。。把有用的报纸拿到住处后，几个首长都来了，大家轮流翻报纸，把有用的消息，用红铅笔勾了起来。以上引证的材料,均未说明是什么报纸,而是泛指国民党报纸,当然《山西日报》和《大公报》亦应属于国民党范畴的报纸。[ 红潮网—红史—红潮人物:《曹德连将军，一张报纸改变了中国命运》http://www.823u.com/html/65-39/39443.htm]
以上几种说法中, 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当时的哈达铺客商云集，订报种类较多。红军发现的，也许不只是一张报纸。应该说，是党和红军中的多人，找到了好几种当时的报纸。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在未进入哈达铺之前,党中央领导人首先是从聂荣臻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山西日报》上获知陕北还有苏区和红军这一重大信息的；第二,进入哈达铺后,党中央领导人又在当地邮政代办所获得一批国民党报纸, 在这些报纸中，确实有《大公报》，而且《大公报》作为当时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其消息是比较可靠的，这些报纸提供的消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了中央红军最先得到的认识，增强了中央红军决定到陕北去的信心和决心；第三，其他传播物如布告、传单等使中央红军的看法更加深刻；第四，无论是《山西日报》,还是《大公报》,或是其他国民党报纸,尽管它们没有丝毫的主观动机,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帮了中央红军一个大忙,使中央红军“绝处逢生”(黄克诚语),解决了当时最需迫切解决的长征落脚点问题。[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9期。]
任何忽略事物发展进程，把复杂过程简单化的想法，都是有悖历史实际的。在哈达铺发现的报纸，印证了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正确，并为红军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落脚点，但不能简单地说是几张旧报纸偶然地决定了红军的命运。即使当时没有找到这些报纸，中央红军按此前俄界会议制定的计划行军，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我相信，在北上途中，红军也迟早会获得陕甘根据地的消息，最终到那里建立革命大本营。[ 欧灿：《一张报纸决定红军命运？——访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解放军报》，2006年9月12日。]所以说，哈达铺的报纸消息不是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
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吗？
在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前，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到达哈达铺当晚，毛泽东等领导人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拿到的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最终做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那张被认为是改变红军命运的报纸是1935年9月出版的，为竖版，其要闻版的大标题是《陕匪势猖獗》，副标题为《徐海东窜至陇东刘子丹犯扰吴堡……》、《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趋势》……报纸中有大量“剿匪”消息口号，却让毛泽东确切地知道了：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 赵亚辉：《改变红军命运的那张报纸》，赵亚辉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huizhao]那么，在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知道陕北有红军吗？红军最后确定落脚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吗？
有些学者认为，在长征途中，中央并不知道陕北的情况，中央红军最后落脚陕北的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哈达铺后作出的。对此之说，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1、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整个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党中央曾不断作出指示，指导那里的工作。1932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年6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并与8月1日致信陕西省委，要求进一步扩大陕甘边苏区和创建陕甘新苏区。
特别是随军长征的干部张德生和贾拓夫，他们都是陕北人，是知道陕北红军的一般情况的。张德生是榆林县人，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甘肃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因杜衡叛变而遭破坏。张德生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做政治工作。长征中，张德生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中做军队政治工作。（参看《张德生简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汪锋：《学习张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陕西日报》。）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长征北上沿路地理民情等情况。贾拓夫是神木县人，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专做破坏白军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九八0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也同行)带领约一排武装作先遣队，向东边走，去找陕北红军。[ 丁雍年：《红军长征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宁教奎、龚亮军的《贾拓夫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除了敌人报纸提供的信息外，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贾拓夫在长征途中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陕北根据地的详细情况，对党中央把陕北苏区作为红军落脚点起了重要作用。[ 宁教奎、龚亮军：《贾拓夫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中的作用》，《湖南党史》，1998年第3期。]
事实上，中央也一直在试图和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1935年7月15日，正当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之际，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员石健民，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重重关卡，找到了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几份重要文件和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了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确定继续北上的消息。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立即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曾派员到甘南与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联络，介绍陕北根据地的情况。[ 欧灿：《一张报纸决定红军命运？——访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解放军报》，2006年9月12日。]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从陕甘根据地创建到长征途中，党中央对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是有一定了解的。
1935年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决议》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指出：“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也谈到“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丁雍年：《红军长征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较强，所以提出力求“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总之，党中央通过各个渠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就知道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和陕北的活动，所以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上写下了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红军到达陕北”等文字，就不奇怪了。
2、党中央到甘肃后，在俄界会议上分析了在陕甘根据地立足的可能性，明确了向陕北、甘东前进的方向。
1935年9月初，党中央在四川巴西粉碎了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的罪恶阴谋，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纵队继续北上，到达了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向，《补充决定》上说的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处打游击”，“我们可以打通国际联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他指出这样做的原因是“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改变，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过不在江西，而在陕甘。我们在岷州、天水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陕北、甘东北是我们的必经之地。”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应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 秦生：《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决定是在哈达铺作出的吗？——也谈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问题》，《甘肃理论学刊》，1987年第3期。]
从会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党中央关于战略方针问题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是鉴于张国焘分裂后，革命力量削弱，改变原定的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二是继续坚持向北的基本方针，提出“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根据地的建立，“不在江西，而在陕甘”，但是在陕甘建立根据地和全国革命的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决定首先到苏联边界去创建根据地，取得国际帮助，然后以更大规模进取陕甘广大区域，求得向东发展；三是以游击战争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作战方针；四是具体进军路线，经岷州、天水间和陕北、甘东北打到苏联边界去。
俄界会议是党中央在危急关头为挽救党和红军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在确定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分析和估计了在陕甘立足的可能性，明确提出了向陕北、甘东前进的方向。
3、党中央到达哈达铺后，进一步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近况，进一步明确了向陕北前进的方向，但尚未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整个战略方针，党中央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地点也不是在哈达铺。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9月18日晚，红军先头部队智取哈达铺。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约8000人到达哈达铺。当时在哈达铺并无敌军，红军缴获了大批军粮和公盐，并且获得了一些国民党报纸，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陕甘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看到后非常高兴，通过对报纸中披露的各种消息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梳理出极为重要的情报：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9月出版。]
有学者认为：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取了很多国民党的报纸”，并通过报纸上的消息知道陕甘有较大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于是这些报纸消息便成为中央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推论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地点也应该是在哈达铺。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哈达铺，从报纸上获悉了陕甘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况后，当时的确有中央领导人产生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到川陕甘或陕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譬如张闻天、博古同志在看过相关报纸后，先后撰文提出结合陕甘地区原有的红军、游击队，进行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但是，必须指出：其一，张闻天、博古在文章中提出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还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的考量言说，不是或者不能看做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其二，张闻天和博古提出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同其后榜罗镇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的落脚陕北的决定，在实质和内容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如果仅凭张闻天、博古的上述文章，就轻易断言“国民党的报纸”消息是中央在哈达铺决策长征落脚陕北的原因，或中央决策长征落脚陕北是在哈达铺而不是榜罗镇，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丁长清：《长征确定落脚陕北新证》，《光明日报》，2006年8月7日。]
9月22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北上抗日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的决策。他还说：“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毛泽东的讲话，向指战员们明确指出了向陕北前进的方向，这是对俄界会议决定经岷州、天水间和陕北、甘东北打到苏联边界去行动路线的进一步具体化。对此，通过毛泽东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以及陆定一的《榜罗镇》、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等文章，可以间接地了解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可见党中央在这时提出的“到陕北去”的口号，是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为其战略的根本目的的。
因此，可以说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获得了一些国民党报纸，对红二十五军和陕甘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是“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贡献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中央红军决定到陕北去的信心和决心。”[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9期。]
4、党中央在榜罗镇了解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新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的，“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红军长征找到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
1935年9月23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之后，于9月27日到达榜罗镇。当时的榜罗国立小学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大量的报刊杂志，使在哈达铺了解到的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情况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杨定华在《从甘肃到陕西》一文中写道，榜罗镇“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阅后，觉得关于日本在我国北方侵略的许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讨论”，毛泽东也曾谈到了榜罗镇会议召开的原因，他说：“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李敏杰：《刘志丹与红军长征落脚点》，《军事历史》，1996年第6期。]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榜罗镇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等问题。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甘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
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央决定首先召开红军干部大会进行传达。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 “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 “陕北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求迅速到达陕北集中”、“ 整顿部队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问题。毛泽东最后还号召指战员们说：“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 李世明、田修思主编：《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28日当天，博古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前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文章指出：“经过国民党及反动军阀口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零星消息，当然不能给我们对于陕甘苏维埃运动发展之全盘的图画。但是初步的概念与轮廓是可以获得的。从一般的零星消息中，我们的印象是：陕北革命斗争发展范围是很大的，在陕北二十几县中，都多多少少的吸引入运动之中，而延长等五六个县城已经几个月保持在红二十六军的手中；陕南二十五军的活跃，陕中及甘东北一带的游击活动，都说明运动是在很大的范围中发展着。其次，运动已经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的现状，都在全党面前提出一个紧急的任务，就是：组织领导集团与加强陕甘的游击运动，将他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和苏区根据地之建立。这是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的基本一环。”“正是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的支队，应该完全的负担起来，应该把完成这个任务当做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一切我们的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及地方的群众工作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总的战略目标。”[ 博古：《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前进报》第三期，1935年9月28日出版。]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是党中央在获得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和陕甘根据地的新情况后，感到迫切需要对党的方针作出新的改变的情况下召开的。榜罗镇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
三、党中央确定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决策依据
如果说哈达铺的报纸消息不是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那么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又是什么呢？
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决定，是从俄界会议决定新的战略方针开始到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而完成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运动的过程，是由多种因素参与促成的。
丁长清的《长征确定落脚陕北新证》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央红军确定落脚陕北的问题上，有一个事实曾被很多人忽略，这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与中央在甘肃东南部一带的联络。作者从《徐海东自传》、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的记述分析，中央红军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应该在离开哈达铺和到达榜罗镇之前的某个地方。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遇见了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中央领导人了解到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有关情况和红二十五军已去陕北并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等情况，所以在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才有可能作出落脚陕北的重要决定。正是因为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中央更详尽地获悉了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所以才能于9月27日的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策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关于中央红军决策长征落脚陕北，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通常所说的“国民党报纸”报道陕北的消息，而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直接提供给中央的消息。[ 丁长清：《长征确定落脚陕北新证》，《光明日报》，2006年8月7日。]
彭劲秀的《陕北是怎样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到达甘肃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后,随着离陕甘根据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博古在榜罗镇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撰文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二十几县中,都多多少少地吸引入运动之中,而延长等五六个县城已经几个月保持在红二十六军手中。”这样,陕甘根据地的存在就成了制定新的方针的主要依据，使中共中央的战略思想有了重大改变,因而,作出了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决定。中共中央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不仅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从陕甘根据地所具有的有利发展条件所考虑,是从推动中国革命重新走上高涨所出发的。[ 彭劲秀：《陕北是怎样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共识网，2015年3月27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327122786_all.html]
朱志清的《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一文中认为：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文章从陕甘根据地的政治优势、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综合因素论述，认为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各种政治军事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根据革命斗争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朱志清：《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4期。]
赵晓红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及其实现》一文中认为：红军长征途中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不得不前后七次改变落脚点，前六个落脚点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而经过千难万险最终选定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在政治、地理等方面与红军生存、抗日及指挥全国革命的各项目标要求基本吻合，且具备红军落脚的最基本条件。文章认为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目标使党中央和长征红军逐步走向了陕甘根据地。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是长征红军走向陕甘根据地的必然结果。地缘政治历史条件是长征红军得以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陕甘根据地的迎接准备工作是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保证。[ 赵晓红：《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及其实现》，《庆阳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徐占权、周继强在《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 》一文中指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从现有资料看，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形势逐步作出的。[ 徐占权、周继强：《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
贺恩印、苗建寅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长征落脚点试析》认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政治、军事、干部、地理等方面具备了红军落脚的条件，成为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是党中央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依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因势利导，推动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的结果。[ 贺恩印、苗建寅：《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长征落脚点试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上述学者的论点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笔者认为：党中央选择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不仅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使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有了立足之地，并得以战胜危机，获得生机；而更重要的是从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具有的有利的发展条件所考虑的，是从推动中国革命重新走上高涨所出发的。
1、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及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党中央确定其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首要原因。
长征开始之前，党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陷于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近况无从了解，长征开始后，贾拓夫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党中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只把陕甘根据地作为构成总方针中的一个次要因素而考虑。
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原定的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已无法实现，党中央就将陕甘根据地作为制定新的方针的重要因素来考虑，在俄界会议上，就曾讨论在陕甘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在江西，而在陕甘”，但是“在目前是较少可能”。
党中央到达甘肃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后，随着离陕甘根据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博古在榜罗镇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撰文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二十几县中，都多多少少地吸引入运动之中，而延长等五六个县城已经几个月保持在红二十六军手中。”此时党中央对陕甘根据地的了解，基本上符合根据地的实际状况。这样，陕甘根据地的存在就由党中央战略方针中的一个次要因素上升为主要因素，成了制定新的方针的主要依据。从俄界会议到吴起镇会议，党中央确定以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使党中央在俄界会议所认为的陕甘建立根据地在目前较少可能的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看到了根据地不是可能不可能建立的问题，而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是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问题，因而，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决定。可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是党中央关于确定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首要因素。
2、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和党中央实现“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需要，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政治原因。
红军长征时期，也是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急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中国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处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迅速结束流动状态，到达北方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在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面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1935年6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1935年9月，党中央就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后，始终将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惜冒着孤军北进的巨大危险，为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党中央在9月10日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进入甘肃以后，党中央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指导思想，不仅考虑了北上红军的安危和生存，同时也考虑到了革命向前发展和实现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在哈达铺和榜罗镇，党中央了解到北方抗日怒潮高涨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情况后，召开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分析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陕甘根据地及红军状况，看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有实现中央“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基础，具备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做出了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对此，毛泽东后来曾经指出：到陕北来是政治路线问题。埃德加·斯诺指出：“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秦生：《论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必然性》，《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选择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基于民族危机加深与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涨，党中央在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迫切要求，和党中央为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贯彻“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的需要而做出的。
3、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革命资源等因素，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革命发展的有利的地理条件。它东临黄河天险，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陇南，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利于敌大部队运动，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地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在于提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而且也对全国革命的发展十分有利。它东临华北，临近抗日前线，便于党领导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便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它北通外蒙，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条件；它西邻甘、宁，敌人统治薄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它南对关中，虽然是敌人盘踞的中心，但由于张、杨的友好态度，后来成了进出革命根据地的通道和重要的物资补给线。陕甘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反动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地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这不但有利于打垮敌人的进攻，而且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朱志清：《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4期。]
陕甘革命根据地横跨甘肃陇东和陕北，当时这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生产虽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之一。甘肃陇东是历史上有名的粮仓。陕北各县盛产小麦、杂粮，靖边等县“产量极多，据说每一堡寨均有粮食二、三千石”。安塞、清涧、吴堡、延川等地也是棉花产地。再加上这里畜牧业生产较为发达，人少地多，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陕甘根据地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由于这里盛产石油、煤炭、食盐等物资，有一些初具规模的工矿企业，这不仅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使根据地具有相当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甘肃两省，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掠夺，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阶级矛盾尖锐，不断举行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陕甘两省的党组织，领导这里的人民开展斗争，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举行的革命武装起义就达70余次，武装斗争的火炬燃遍了陕甘两省。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祖国的大西北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经过数年的努力，在战胜了无数艰难与挫折之后，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建立了革命武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使革命斗争继续发展有了坚实的政治条件和阶级基础。[ 秦生：《论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必然性》，《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仅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与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革命环境。这里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敌人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虽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由于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陕、甘、宁、绥等省区的地方军阀队伍，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对红军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就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不仅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落脚点，而且在政治、经济、地理诸方面都有着革命发展的良好的基础，具备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客观条件。
总之，党中央落脚陕北的伟大战略决策的形成，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根据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陕北政治、经济、地理诸方面的良好基础和有利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客观原因和由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与党中央为实现政治路线的方向等主观原因这些最基本的因素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一张报纸所能决定的，这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此文章收录于 2015年10月 《纪念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